皇帝争夺权利，甚至不顾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国家大坏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死前曾经感叹过“朕非亡国之君，臣均亡国之臣”，还咬牙切齿咒骂满朝官员皆是可杀之人。这虽然是有着崇祯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又无担当，做事只顾眼前利益而无大局所至，但他所说的几句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论，导致阶级对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独大的场面。这点，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宁波时，朱怡成就刻意扶持军中势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论，逐步提高军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因为势力不大，地盘还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这样做倒也没什么阻力，可当拿下浙江和南京后，随着大明正式重复，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科举一开，本就拥有科举优势的文人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虽说无论是廖焕之还是邬思道，他们这些文臣高官既是读书人，同样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对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对，但同时作为文人出身的他们，从立场而言却又不免会在有些时候倾向于文人。

　　长此下去，历史必然会走入一个死循环，百年之后，这大明恐怕又会如明中后期那样继续形成一股强大的文人阶级，从而使整个国家不思进取，最终腐朽。

　　对于这，朱怡成当然是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而且从他在曹家老铺所听闻的话中已经有所感觉，这民间的风气正向自己不愿看见的方向悄悄发展着。

　　故此，彻底废除四民，打破各阶级之间那道无形的壕沟，这是必然要做的事。当然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其所拥有的知识带来的优越性必然会使得文人对这种政策有所抵触，而且如果处置不好的话，甚至会引出大问题来。可别忘了，这文人虽然大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杀只鸡都得晕半天，但他们这张嘴皮子和手中的笔却是不饶人的。朱怡成可不是已经君临天下手握大权的朱元璋，何况就算是朱元璋当年也没做到这步，所以朱怡成只能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先是放宽和继续模糊四民之论，在民间彻底消除户民制度的残余，开放军人和商人入仕的通道，同时也加强治下商业建设，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现状。

　　在朱怡成看来，老人家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责任不同。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传统概念，那么这社会才会进步起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

　　当然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阶级产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新的阶级取代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断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推进剂。

　　第二件事，关于赋税和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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