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无可厚非的行为，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这样的事情再是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包括中国也一样。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同时期还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

　　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

　　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更没有像日本那样严厉的舆论压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保证政府宣传一致舆论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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